尕爾姐：俄羅斯藏學發(fā)展概述（17—21世紀）——基于亞歷山大·佐林的相關(guān)研究

【摘要】學術(shù)史研究對于回顧學科發(fā)展史和把握未來研究動向具有重要意義。俄羅斯藏學作為世界藏學的重要分支之一，其最新發(fā)展動向值得我國學界持續(xù)關(guān)注。本文以俄羅斯籍學者亞歷山大·佐林（Alexander Zorin）近年來發(fā)表的相關(guān)著述為中心，縱向梳理了近4個世紀以來俄羅斯藏學發(fā)展的歷史階段、歷史事件、學術(shù)流派等。文章描述了俄羅斯藏學機構(gòu)人員最新動態(tài)并認為豐富的文獻藏品和佛教研究使俄羅斯藏學有其獨特一面，對新時期的俄羅斯藏學發(fā)展可持有適當樂觀的態(tài)度。

【關(guān)鍵詞】俄羅斯；藏學；學科史

【作者簡介】尕爾姐，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社會經(jīng)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文章來源】《中國藏學》2024年第5期，原文注釋從略。

引言

現(xiàn)任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研究員的藏學家亞歷山大·佐林（Alexander Zorin）在其新近專著《俄羅斯藏學史概論》（Tibetan Studies in Russia: A Historical Sketch.），以及《俄羅斯藏學簡史》（Tibetan studies in Russia: a brief historical account）等文中，系統(tǒng)整理了過去三個多世紀以來的俄羅斯藏學發(fā)展史。本文基于佐林的相關(guān)研究，同時參考國內(nèi)俄羅斯藏學史研究成果，向國內(nèi)學界介紹俄羅斯藏學研究的發(fā)展歷程及最新動向。

藏學是俄羅斯東方學中歷史最為悠久的分支之一，自17世紀末以來一直與俄羅斯的內(nèi)政和外交政策密切相關(guān)。歷史上，俄羅斯政治勢力逐漸進入蒙古地區(qū)后，其境內(nèi)的一些民族以藏傳佛教為主要信仰，除已有的蒙古語、衛(wèi)拉特語（卡爾梅克語）和布里亞特語之外，研究藏語和藏傳佛教的必要性也漸漸凸顯。作為蒙古地區(qū)的主流宗教，該領(lǐng)域的研究也顯得頗為重要。在俄羅斯彼得大帝（1672—1725）時期，大量的藏文文獻和藏傳藝術(shù)品逐漸在圣彼得堡等城市聚集，由此拉開了俄羅斯藏學研究的序幕。

然而，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nèi)，俄羅斯藏學隸屬于俄羅斯蒙古學。直到20世紀初，藏文課程才首次被納入俄羅斯官方的教育計劃。與此同時，出現(xiàn)了一批重要的藏學家（大多是居住在俄羅斯的德國人），他們?yōu)檎麄€歐洲藏學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俄羅斯的藏學研究與佛學研究交織在一起，S.F.奧爾登堡（S.F.Oldenburg）和Th.I.施切爾巴茨基（Th.I.Stcherbatsky）創(chuàng)立的圣彼得堡佛學院將藏文和梵文與蒙古文一道，設(shè)置為主修課程（還有一些其他語言，但地位不及此三者）。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系列具有學術(shù)和政治目的的中亞探險也對俄羅斯佛學和藏學研究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蘇聯(lián)的佛學和藏學研究在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然而，到1937年，由于斯大林主義的政治主張，這兩個學科在蘇聯(lián)幾乎成為絕學。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這兩個學科才得以在列寧格勒（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布里亞特首府烏蘭烏德等地逐漸復蘇。蘇聯(lián)解體后，隨著宗教研究的意識形態(tài)壓力解除，俄羅斯佛學和藏學研究得到進一步發(fā)展。20世紀90年代，卡爾梅克共和國的首府埃利斯塔，躋身俄羅斯藏學主要中心之列。

一、起步階段：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

1710—1721年間，第一批藏文寫本從額爾齊斯河（今哈薩克斯坦東部）附近兩座廢棄的衛(wèi)拉特寺院運送到新修建的俄羅斯首都圣彼得堡，其中的一頁發(fā)表在《博學學報》（Actaeruditorum）上，一時間聞名于世。法國東方學家艾蒂安（étienne，1683—1745）與米歇爾·福爾蒙特（Michel Fourmont，1690—1746）為首的許多歐洲學者試圖翻譯該寫本。然而，他們的拉丁文和法文譯本頗為離奇，與原文幾乎沒有任何相通之處。直到一個多世紀后的1832年，才由喬瑪（S.Kor?si Csoma，1784—1842）正確釋讀并翻譯。

18世紀的歐洲，能夠閱讀藏文的人極少。但圣彼得堡科學院的戈特利布·拜爾（Gottlieb Bayer，1694—1738）、格哈德·穆勒（Gerhard Müller，1705—1783）和彼得·帕拉斯（Peter Pallas，1741—1811）等參與藏文典籍收集和編輯的杰出學者就是少部分可以閱讀藏文者。以俄羅斯為中心的卡爾梅克和外貝加爾佛教網(wǎng)絡(luò)的形成，加之受教育的僧侶逐漸增多，為藏學研究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受彼得大帝之令，丹尼爾·梅塞施密特（Daniel Messerschmidt，1685—1735）在西伯利亞探索了10年，并向兩位當?shù)乩飳W習了藏文字母（包括烏堅體和烏梅體），編寫了一份簡短的藏語詞匯錄。1727年，他將一部分藏文和蒙古文文獻帶回了圣彼得堡。帕拉斯的助手約翰內(nèi)斯·賈里格（Johannes J?hrig，1747—1795）長期逗留在卡爾梅克和外貝加爾地區(qū)，深度學習了藏文，甚至可以閱讀第司桑杰嘉措所著的《白琉璃》等較為復雜的文獻。賈里格為圣彼得堡科學院在18世紀末獲得的第一批藏文和蒙古文文獻做了目錄（1796年出版），并編寫了《藏語文入門》（德文）一書，這本書直到最近才得以公開出版。因此，很難斷言圣彼得堡的后世學者們是否受到過這部著作的影響。

二、19世紀的經(jīng)典作品

1818年，俄羅斯科學院亞洲博物館成立，旨在成為一家系統(tǒng)收集和研究東方語言寫本和刻本的機構(gòu)。雅各布·施密特（Jacob Schmidt，1779—1847）擔任藏文、蒙古文和卡爾梅克文文獻館館長。這些都是19世紀中葉前的文獻。施密特曾經(jīng)擔任一家商企的代理人，該企業(yè)經(jīng)常與生活在伏爾加河和頓河之間的卡爾梅克人打交道。借此機會，施密特學習了相關(guān)語言。在藏學領(lǐng)域，施密特撰寫了一些基礎(chǔ)性的著作。盡管與喬瑪?shù)闹飨啾龋帉懙牟卣Z語法和詞典的出版年代較晚，但對歐洲和俄羅斯藏學的發(fā)展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因為施密特是第一個在詞典中正確使用藏語詞匯排列方式的歐洲人，即按照藏文的基字順序，而不是音節(jié)語素中的第一個字母排列。施密特去世后不久，他與著名梵文學家奧托·馮·伯特林克（Otto von B?htlingk，1815—1904）合著的俄羅斯科學院亞洲博物館館藏藏文文獻目錄集出版問世。

與此同時，從保羅·席林·馮·坎施塔特男爵（Baron Paul Schillingvon Canstadt， 1786—1837）手里購買的文獻，極大地豐富了亞洲博物館的館藏文獻。席林是一位東方學文獻收藏家，也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發(fā)明家，成功使用平版印刷術(shù)復印了包括藏文在內(nèi)的許多東方語言的文本。1830—1832年，在外貝加爾地區(qū)停留期間，席林收藏了大量藏文和蒙古文文獻。當時，布里亞特吉祥弘法寺（Tsugolsky Datsang）的僧人們贈予他一整套《甘珠爾》，席林對此感到無比自豪，由此，席林躋身歐洲最早研究藏傳佛教大藏經(jīng)的學者之一，與他的布里亞特助手一起系統(tǒng)出版了多個版本的《大藏經(jīng)》目錄。

俄羅斯科學院另一個主要藏書來源是俄羅斯駐北京傳教團。19世紀中葉收藏的北京版《甘珠爾》和《丹珠爾》，可以說是通過該傳教團獲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一些傳教士也成為著名學者。其中，瓦西里·瓦西里耶夫（Vasily Vasiliev，1818—1900）無疑是19世紀最偉大的藏學家和佛學家之一。他是波蘭蒙古學家和佛學家約瑟夫·科瓦勒夫斯基（Joseph Kowalewski，1801—1878）的學生，被委以修習藏文的特殊任務(wù)派往北京，以便其能夠領(lǐng)導即將在喀山大學設(shè)立的藏文系。然而，這個愿望并沒有實現(xiàn)。瓦西里耶夫在北京苦讀了9年后，于1850年回國，成為一名中文教授。1855年，喀山大學東方學系，包括各系的教授和藏書，都從喀山轉(zhuǎn)移至圣彼得堡，瓦西里耶夫在圣彼得堡度過了他的后半生。盡管他被學界公認為俄羅斯?jié)h學領(lǐng)域的主要人物，但他本人對未能完成他最珍視的藏學和佛學研究之旅而感到遺憾。

瓦西里耶夫曾計劃出版包含5本專著的系列叢書，題為《佛教的教義、歷史和文獻》（Buddhism，Its Dogmas，History，Literature）。但是最終只出版了兩本，即《佛教及其分支史概論》（第一卷）和多羅那他（Tāranātha）的《印度佛教史》譯本（第三卷）。在安東·希夫納（Anton Schiefner，1817—1879）的幫助下，第一卷很快被翻譯為德文和法文。繼施密特之后，希夫納擔任俄羅斯科學院藏文文獻館館長，出版了許多有關(guān)藏族文學和語言的著述。希夫納認為瓦西里耶夫博學多才，希望在國外推廣他的作品。二人的合作一度進展順利，然而，希夫納以個人名義出版了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的德文譯本，且并未在扉頁上提及瓦西里耶夫是最初的俄文譯者后，二人關(guān)系迅速惡化。此后不久，在一篇補充性的文章中，他特別提及了瓦西里耶夫的貢獻，但這并未能安撫瓦西里耶夫。瓦西里耶夫?qū)ｉT為此寫了一篇文章，指責希夫納抄襲，二人從此分道揚鑣。

三、俄羅斯中亞探險

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藏傳佛教研究快速發(fā)展，這與俄羅斯旅行者的一系列著名的探險活動，以及俄羅斯、英國一些外交官、軍事人物和學者的政治陰謀密不可分。

19世紀后30年，一些探險家開始在廣闊的中亞地區(qū)進行探索、研究。由尼古拉·普熱瓦爾斯基（Nikolai Przhevalsky，1839—1888）及其追隨者米哈伊爾·佩夫佐夫（Mikhail Pevtsov，1843—1902）、弗謝沃洛德·羅博羅夫斯基（Vsevolod Roborovsky，1856—1910）、彼得·科茲洛夫（Pyotr Kozlov，1863—1935），以及其他一些旅行者主導的一系列俄羅斯軍事探險對研究中亞的地理、動植物、民族志等產(chǎn)生重大影響。1908—1909年，科茲洛夫發(fā)現(xiàn)并挖掘了黑水城遺址，發(fā)現(xiàn)當中藏有西夏文獻的佛塔，其中也含有藏文文獻。

著名醫(yī)生彼得·巴德馬耶夫（Pyotr Badmaev，1849/1851—1920）和專注于藏族和蒙古佛教藝術(shù)品的收藏家埃斯珀·烏赫托姆斯基親王（Esper Ukhtomsky，1861—1921）等與俄羅斯沙皇宮廷關(guān)系密切的人士，嘗試說服沙俄當局擴大對蒙古和西藏地方的影響力。巴德馬耶夫的特工偽裝成朝圣者進入拉薩，受到了布里亞特僧人阿旺·德爾智（Agvan Dorjiev，1853—1938）的歡迎。在德爾智的影響下，十三世達賴喇嘛（1876—1933）在與英國和清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數(shù)次試圖尋求沙俄的保護。

圣彼得堡方面通過德爾智和潛入拉薩的布里亞特人貢博扎布·齊比科夫（Gombozhab Tsybikov，1873—1930）、卡爾梅克人奧夫舍·諾爾祖諾夫（Ovshe Norzunov，1874—19??）得知英國入侵中國西藏的消息。他們也首次私自拍攝了拉薩的照片，并在圣彼得堡、巴黎和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等地公開發(fā)表。齊比科夫的使命純粹是學術(shù)性的，他將大量藏文木刻本帶到了圣彼得堡，并轉(zhuǎn)交給了俄羅斯亞洲博物館。1903年5月，他在俄羅斯地理學會會議上發(fā)表的演講——《西藏腹地》（On Central Tibet），引起了學術(shù)界的轟動，并為他贏得了地理學會的“普熱瓦爾斯基獎?wù)隆?，獲獎詞是“因為其拉薩之行取得了輝煌的成果”。這在當時的俄羅斯是極其具有象征意義的，因為到達拉薩是普熱瓦爾斯基未能實現(xiàn)的夢想。

在探險期間，齊比科夫掌握了藏語拉薩方言，并成為俄羅斯第一批藏語文大學教授之一。齊比科夫并非是在圣彼得堡，而是在俄羅斯另一邊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東方學院被聘為藏語文教授。該學院成立于1899年，主要是為俄羅斯遠東地區(qū)的行政和商業(yè)機構(gòu)培養(yǎng)人才。著名的蒙古學家阿列克謝·波茲涅夫（Alexey Pozdneev，1851—1929）被任命為第一任主任，而他的學生齊比科夫在1906—1917年負責蒙古學系的事務(wù)。學院的課程中納入了藏語文，齊比科夫撰寫了俄羅斯第一部藏語文教材——《藏語口語手冊》。接下來的一個多世紀里，這本教材一直是俄羅斯該領(lǐng)域的權(quán)威教材。

另一位布里亞特學者—巴扎爾·巴拉迪恩（Badzar Baradyn，1878—1937），對青藏高原東部地區(qū)進行了一次重要的考察。1905年，他從圣彼得堡被派往庫倫，希望能夠在俄羅斯軍隊的護送下與達賴喇嘛一起返回拉薩。然而，事情并未按照原計劃順利發(fā)展，巴拉迪恩只好在安多地區(qū)進行學術(shù)考察。他的考察之旅中，時間最長、最重要的部分是在拉卜楞度過的。1906年，他在那里停留了8個月，研究歷史、宗教儀式和僧人的日常生活，并在那里專門為亞洲博物館購買了約200部藏文木刻本文獻。巴拉迪恩收集的文本大多是西藏東部地區(qū)的學者著作，從而進一步補充了齊比科夫的藏品。

1905年，卡爾梅克喇嘛丹博達希·烏里揚諾夫（Dambo—Dashi Ulyanov，1844—1913）前往拉薩朝圣，將納唐版的《甘珠爾》和《丹珠爾》帶回圣彼得堡。

俄羅斯駐烏魯木齊領(lǐng)事尼古拉·克羅特科夫（Nikolai Krotkov，1869—1919）為圣彼得堡科學院收購了珍貴的藏文文獻，他組織了一個當?shù)卮徯〗M來尋找和購買舊寫本；謝爾蓋·奧爾登堡（Sergey Oldenburg，1863—1934）于1914—1915年考察了敦煌和新疆；土耳其學家謝爾蓋·馬洛夫（Sergey Malov，1880—1957）從米蘭城堡購買了53片藏文簡牘。

俄羅斯探險青藏高原的完整名單令人瞠目結(jié)舌，甚至以拉薩為首的西藏中部地區(qū)也變得越來越容易進入。在蘇聯(lián)時期的1925年，就有一名蘇聯(lián)人首次進入這座“禁城”拉薩。此人就是共產(chǎn)國際活動家謝爾蓋·鮑里索夫（Sergey Borisov，1889—1937），他是第二次秘密遠征拉薩的負責人。然而，蘇聯(lián)的巨大變化終止了這些活動。撇開這些探險活動的政治和軍事因素不談，這些活動確實直接推動了人們對西藏的認識，俄羅斯各博物館（主要位于圣彼得堡）收藏的大量珍貴文獻、文物等，為其學術(shù)界提供了有關(guān)西藏歷史、文化、文學、民族志、地理和自然等方面的豐富資料。

四、圣彼得堡佛學流派的興衰

毫無疑問，俄羅斯藏學史產(chǎn)生巨大影響與謝爾蓋·奧爾登堡和西奧多·施切爾巴茨基（Theodore Stcherbatsky，1866—1942）兩位重要人物領(lǐng)導的圣彼得堡佛學流派的興起有關(guān)。他們繼承了由科瓦勒夫斯基（Kowalewski）開創(chuàng)并由瓦西里耶夫（Vasilyev）和印度學家伊萬·米納耶夫（Ivan Minaev，1840—1890）延續(xù)下來的學術(shù)傳統(tǒng)。

奧爾登堡是一位出色的學術(shù)活動組織者。1904—1929年，他擔任科學院常務(wù)秘書，在長達25年的時間里負責協(xié)調(diào)科學院的所有活動。除了自己的考察之外，他還積極參與組織齊比科夫、巴拉迪恩等人的探險考察。1916—1934年，他是亞洲博物館（后來的東方研究所）的領(lǐng)導人。1897年，他創(chuàng)立了著名的跨國際研究項目—佛教圖書系列叢書，來自俄羅斯、歐洲和日本的多位佛學研究專家參與其中。雖然奧爾登堡本人只出版了其中一卷，但直到去世為止，他一直擔任該叢書的主要編輯。當奧爾登堡作為研究者關(guān)注佛教的歷史傳承及其宗教和藝術(shù)表現(xiàn)時，19世紀俄羅斯佛教研究傳統(tǒng)的另一條主線，即對大乘佛教哲學的解釋，則由施切爾巴茨基繼承下來。他基于對梵文和藏文文本研究的佛教邏輯著作贏得了世界該領(lǐng)域?qū)＜覍W者的認可。

1912年，施切爾巴茨基發(fā)起了一項國際研究項目，即研究世親的《阿毗達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該項目只完成了一部分。在項目進行過程當中，施切爾巴茨基及其高徒羅森伯格（Otto Rosenberg，1888—1919）提出了一種新的跨地區(qū)研究路徑，用于研究佛教的概念、術(shù)語和修習等問題。塔蒂亞娜·埃爾馬科娃（Tatiana Ermakova）指出，該項目的理論框架在1917年就已經(jīng)完全形成，正是在那時，圣彼得堡佛學院的宗教研究氛圍開始濃厚起來了。不幸的是，羅森伯格在蘇聯(lián)期間因傷寒去世。由于施切爾巴茨基是一位多產(chǎn)的老師，新一代才華橫溢的學生們很快就嶄露頭角。施切爾巴茨基于1904年在圣彼得堡大學的課程中安排了藏文課程，他的學生們都掌握了藏文。他的弟子葉夫根尼·奧伯米勒（Evgeny Obermiller，1901—1935），將《布頓佛教史》等幾部梵文和藏文文本譯成了英文，而安德烈·沃斯特里科夫（Andrey Vostrikov，1902—1937）的著作《西藏歷史文學》于1962年首次出版，并于1970年譯成英文后，名聲大噪。此外，米哈伊爾·圖賓斯基（Mikhail Tubyansky，1893—1937）對佛教密宗性別方面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最近才公開出版，他對蒙古國的學術(shù)研究發(fā)展作出了很大貢獻。鮑里斯·謝米喬夫（Boris Semichov，1900—1981）則研究藏醫(yī)學和藥理學以及阿毗達摩文獻。

1937年，蘇聯(lián)國內(nèi)佛學研究陷入停滯狀態(tài)，所有的佛教寺院被關(guān)閉，寺院的藏書和其他文物也遭到了破壞。1939—1940年，一支前往布里亞特的特別學術(shù)考察隊得以挽回其中一些文物，并將大部分文獻帶回了列寧格勒。與科學院的大多數(shù)正式成員一樣，盡管因“過時”的主題和研究方法而受到批評，但施切爾巴茨基試圖繼續(xù)學術(shù)工作，并準備完成一項有關(guān)藏文語法的舊項目。1941年初，初稿已準備就緒，其創(chuàng)作進展極其順利。然而就在此刻，德國的入侵阻止了他的工作。1942年，施切爾巴茨基從被圍困的列寧格勒撤離到哈薩克斯坦后去世。

五、20世紀下半葉

由于收藏著極為重要的文獻，列寧格勒的藏學研究從未完全停止。20世紀50年代下半葉，藏文再次被列入列寧格勒國立大學的課程。弗拉基米爾·沃羅比約夫—德西亞托夫斯基（Vladimir Vorobyov—Desyatovsky，1927—1956）和鮑里斯·潘克拉托夫（Boris Pankratov，1892—1979）曾教授過藏文課程。之后，布羅尼斯拉夫·庫茲涅佐夫（Bronislav Kuznetsov，1931—1985）一直是該大學的主要藏文教師，直至去世。

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院仍然是藏學研究的主要陣地。瑪格麗塔·沃羅比奧娃—德西亞托夫斯卡婭（Margarita Vorobyova—Desyatovskaya，1933—2021）、列夫·薩維茨基（Lev Savitsky，1932—2007）、亞歷山大·馬丁諾夫（Alexander Martynov，1933—2013）、埃琳娜（奧琳娜）·奧格涅娃（Elena（Olena）Ogneva）、賴莎·克拉皮維納（Raisa Krapivina）和弗拉基米爾·烏斯賓斯基（Vladimir Uspensky）對藏文寫本、文學、歷史、佛教哲學和文化研究作出了貢獻。奧格涅娃后來移居到她的祖國烏克蘭，并成為烏克蘭各博物館有關(guān)佛教藏品的首席專家。克拉皮維納和烏斯賓斯基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成為圣彼得堡最有影響力的藏學家，兩人都為藏文及其相關(guān)學科的教學作出了突出貢獻。

20世紀50年代初，東方研究所總部遷至莫斯科，成為蘇聯(lián)藏學研究的另一個中心，這要歸功于著名藏學家喬治·羅列赫（George Roerich，1902—1960）。他年輕時離開俄羅斯，1957年從印度回到俄羅斯，為俄羅斯佛教研究的復興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他的突然離世使在莫斯科培養(yǎng)藏學家的計劃戛然而止。然而，他的學生、藏族文學研究者尤里·帕爾菲奧諾維奇（Yuri Parfionovich，1921—1990）和維琳娜·迪利科娃（Vilena Dylykova）編輯出版了羅列赫的《古典藏文詞典》。莫斯科的重要學者中還包括專門研究西藏現(xiàn)代史的瓦西里·博戈斯洛夫斯基（Vasily Bogoslovsky，1932—1988），以及藏蒙歷史關(guān)系方面的專家安娜·岑迪納（Anna Tsendina），至今她仍然是莫斯科這一領(lǐng)域的領(lǐng)軍人物。

在布里亞特的首府烏蘭烏德，1922年由Badzar Baradiyn（巴扎爾·巴拉迪恩）創(chuàng)建的布里亞特學術(shù)委員會經(jīng)歷了一系列的結(jié)構(gòu)和名稱變更。在1958年之前，它被稱為布里亞特—蒙古文化研究所。1950—1955年，蘇共黨員彼得·哈達洛夫（Pyotr Khadalov，1913—1979）領(lǐng)導該部門，他對佛教和藏學有著濃厚的興趣。正是他邀請了一批學者加入了該研究所，其中包括鮑里斯·塞米喬夫（Boris Semichov）、洛多伊扎姆索·揚皮洛夫（Lodoy—Zhamso Yampilov，1910—1984）和比迪亞·丹達隆（Bidiya Dandaron，1914—1974）。除此之外，克謝尼婭·格拉西莫娃（Ksenia Gerasimova，1919—2011）和熱格比·普巴耶夫（Regbi Pubaev，1928—1991）對烏蘭烏德藏學、蒙古學和佛教研究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另一群布里亞特學者主要研究藏族和蒙古醫(yī)學文獻。丹達爾·達西耶夫（Dan—dar Dashiev，1946—2009）將《四密續(xù)》等基礎(chǔ)文獻翻譯成俄文。由于烏蘭烏德市不允許在當?shù)卮髮W開設(shè)正式的藏文課程，因此，這方面仍然只能仰賴列寧格勒。最終，德米特里·布拉耶夫（Dmitry Buraev）出手改變了這種狀況，于20世紀90年代末將藏文課引入布里亞特國立大學的課程中。

布里亞特佛教藝術(shù)和博物館的藏品也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guān)注。20世紀80年代，以普博·巴爾丹扎波夫（Purbo Baldanzhapov，1921—1991）為首的一批學者準備在莫斯科出版發(fā)行一部收藏在烏蘭烏德市布里亞特歷史博物館—M.N.漢加洛夫博物館的藏醫(yī)唐卡。但是，由于他身患嚴重疾病，該計劃不了了之。20世紀90年代上半葉，尤里·帕爾菲奧諾維奇（Yury Parfionovich）和其他幾位學者編輯的藏醫(yī)唐卡的英文版和俄文版成功問世。

六、后蘇聯(lián)時期

蘇聯(lián)解體后，佛教和民族傳統(tǒng)的復興得到了當局和社會的支持。卡爾梅克首府埃利斯塔在20世紀90年代成為俄羅斯藏學研究的主要中心。

卡爾梅克人的佛教寺廟在蘇聯(lián)內(nèi)戰(zhàn)時期和20世紀30年代先后兩次被毀。幸存下來的藏文、衛(wèi)拉特文和蒙古文等主要文獻，現(xiàn)存于俄羅斯科學院卡爾梅克科學中心。這些文獻的主理人，德利亞什·穆茲拉耶娃（Delyash Muzraeva）是藏族和蒙古文學關(guān)系史方面的專家，對該領(lǐng)域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麗塔·松巴（Rita Sumba）主要研究保存在圖瓦共和國首都克孜勒的阿爾丹馬迪爾國家博物館的藏文文獻。因此，克孜勒也有可能發(fā)展成為俄羅斯藏學研究的中心之一。

21世紀初期，圣彼得堡（亞歷山大·佐林、阿拉·西佐娃、安娜·圖蘭斯卡婭）和烏蘭烏德（安德烈·巴扎羅夫、尼古拉·齊倫皮洛夫）的新一代學者們延續(xù)著研究這些城市保存的重要藏文文獻的傳統(tǒng)。然而，其中有3位學者近年來已移居國外：齊倫皮洛夫去了哈薩克斯坦，佐林去了以色列，西佐娃則已移居德國。帕維爾·格羅霍夫斯基（Pavel Grokhovsky，1972—2018）在圣彼得堡大學開展現(xiàn)代藏族文學和藏語語法的研究。2018年9月，格羅霍夫斯基團隊在圣彼得堡大學成功舉辦了第五屆國際青年藏學家研討會，來自23個國家的約100名學者參加會議，是俄羅斯藏學領(lǐng)域首次舉辦的大型學術(shù)活動。遺憾的是，格羅霍夫斯基于同年12月突然去世。如今，現(xiàn)代藏語由他的學生瑪麗亞·斯米爾諾娃教授推進。在烏蘭烏德，漢學家伊琳娜·加里（Irina Garry）推動了現(xiàn)代西藏歷史的研究，謝爾蓋·列佩霍夫（Sergey Lepekhov）、安德烈·頓涅茨（Andrey Donets）和伊琳娜·烏爾巴納耶娃（Irina Urbanaeva）等幾位學者則繼續(xù)從事佛教哲學研究。

除學術(shù)機構(gòu)外，還出現(xiàn)了一批與藏傳佛教有關(guān)的獨立學者和組織。首先應該提到的是俄羅斯佛教藝術(shù)領(lǐng)域的頂尖專家安德烈·捷連耶夫（Andrey Terentiev），他是目前最有影響力的俄語佛教文獻出版者。截至目前，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烏蘭烏德、埃利斯塔仍然是俄羅斯藏學的四大中心。圣彼得堡和烏蘭烏德之間的聯(lián)系逐漸加強，但它們都是獨立發(fā)展的。自2012年以來每年舉辦的圣彼得堡藏學研討會至今仍是地方性的活動。俄羅斯學者還試圖與國外的藏學中心建立更密切的聯(lián)系。俄羅斯藏學研究的國際化，使得多數(shù)論文和書籍以英文出版（而很少以其他外語形式出版）。

因其境內(nèi)的藏傳佛教被俄羅斯官方認定為聯(lián)邦傳統(tǒng)宗教之一，藏傳佛教研究對于俄羅斯國家的發(fā)展也有其意義。俄羅斯豐富的文獻也將繼續(xù)吸引專家學者的目光。因此，可以對已經(jīng)步入第4個世紀的俄羅斯藏學研究的前景持有適當樂觀的態(tài)度。